岳南《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逃亡旅行
　　
　　文／陳明儀[江蘇省蘇州中學“偉長計劃2015”]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日南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如是寫道。《南渡北歸》便記載了抗戰爆發前后，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從敵占區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謂“南渡”，實際上便是逃亡。抗日戰爭期間，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后昆明，蒙自辦學，后又遷至李莊，隨同的還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組織。
　　
　　多次浩浩蕩蕩的逃亡與南遷，本就是無可奈何之舉，也曾遭到學生的質疑與反對，有人甚至想上前線為國捐軀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歷史的長河證明，這逃亡，正是促使中華民族復興的智慧之舉。這引發了我對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來便象征著狼狽與落魄，是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舊唐書》中也道：“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為逃亡之虜也。”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為眾人所唾棄，然而，《南渡北歸》中所述的逃亡卻并非代表貪生怕死，更非暗示著窮酸書生的軟弱無能，反而是一種忍辱負重式的以退為進。悲痛的知識分子面對敵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沒法身體力行地給予敵人有力回擊，只有發出“衰淚已因家園盡，人亡學廢更如何”的悲嘆，然而抹去淚痕，理性而冷靜地分析著自己可以提供給國家的最大幫助，發現自己的使命，即是為了民族復興，防止“人亡學廢”的局面發生，將國家的學術水平提高，將民族的精神發揚光大。為了正義而逃亡，必然是悲壯卻又智慧的選擇。
　　
　　的確，姑且不論所有北方知識分子，只舉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證明這一觀點。蔡元培先生被公認為北大最偉大的校長，樸素謙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漢造反舉事的志氣與血性。出任北大校長之職時，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識革命”革去原京師大學堂里傳統保守的迂腐氣，使北大逐漸成為一塊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長，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記載的那樣，沖動的學生未聽從他“以學術救國”的勸導，一腔熱血地發動學潮，致使多名學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將大炮對準了北大。頂著重重壓力韻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懲辦的目標，他卻不顧自己已淪為眾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隨即，為避其鋒與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氣，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辭呈，喬裝打扮后悄然離京，遠走他鄉。他的逃亡，絕不是畏懼的表現，反而是一個強者面對如何同時保護自己與他人的難題時的最佳抉擇。
　　
　　房龍的《偉大的逃亡》記載了瑞典人民在瓦薩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薩的帶領下，建立起獨立國家的歷史過程。與《南渡北歸》相似之處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淪為臣虜的爭取獨立的頑強精神決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偉大”這一形容詞。縱然知識分子流離失所，甚至與摯愛的親人失散，但外表狼狽悲痛的他們，舉手投足間仍是一種倔強不屈的高貴氣質，一種中華兒女必勝的信念，而非茍且偷安的提心吊膽，這正決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義性。
　　
　　其實，這次南渡的成功不僅在于知識分子是為民族大業而逃亡，而且在于它還是一次為時多年的旅行。
　　
　　《難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訪時如此給旅行者下定義：“一個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覽觀光和增長見識以外，還帶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說懷有某種特殊的使命。雖然每個人本質上都帶有浪漫的情懷，但一個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細細品味旅途中的每個細節，而一個旅游者則希望一切都安排停當。”顯然，南渡的師生們不是旅游者，但卻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為中華民族復興之大業保存知識界的精英力量，邊行邊學，推進學術研究及教育事業的進步。
　　
　　正因如此，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時，“湘黔滇旅行團”誕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團大隊人馬離開長沙，一路經湘西穿越貴州，翻山越嶺，夜宿曉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熱烈歡迎與關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評價這次旅行的意義：“68天的長途跋涉，旅行團師生們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進入了書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師生們拜訪苗寨，調查社會與民眾生活，切身感受到國家經濟的落后與百姓生活的艱辛。”黔西巖溶地貌，云貴民間歌謠，甚至是鴉片的種植背景和危害，這些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卻讓走近群眾的師生們因禍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讓南方的楚漢浪漫主義文化滲透于自己滿是北方的理性主義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如果說“逃亡”所帶給我的啟發僅限于以退為進的謀略與忍辱負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現實意義更為深刻。《天堂電影院》里，Alfredo說，年輕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會以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個“行”字，我認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論是肉體還是精神上，邊行邊學，邊行邊成長。有句話說得好：雙腳放在地獄，眼睛擱在天堂。我覺得這便是對有意義的旅行的最佳詮釋。有意義的旅行，因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與體驗，不斷地吸收與借鑒，所以必定是艱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過這苦，覓到了收獲的甘甜。也許只有這樣，知識分子才能徹底丟開身上的迂腐氣和“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嘲謔，深入實際，深入人民，深入社會，讓自己的學問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從而造福于社會。
　　
　　南渡，實乃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卻為中華三千多年的歷史留下了最后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
　　
　　一句提示
　　
　　觀點清晰，思路綿密。由“逃亡”而接入“旅行”，題旨得到了進一步開掘。文章開合有度，宕得開，收得攏。確是佳構！
　　
　　（張永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