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6人屬于“保持不正當男女關系”，其中有三人是“多次”或者與“兩人以上”發生不正當男女關系。

　　另外6人則被爆出不雅照或不雅視頻，他們在被處分時被冠以“違反道德”和“生活作風腐化”。“如果事情被捅到網上，那就先一刀切，把單位和當事人的關系撇清再從重處分。”南方某省紀委的一位辦案人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一刀切”在因生活作風問題被舉報的官員中作用突出，“為了息影響，對于他們常采用加大處分力度的方法”。

　　涉及“公車”原因被處分官員有9人，其中有4人屬于“公車私用并發生嚴重交通事故”;另外3人屬于違規購買公車;其余兩人只是“公車私用”，并未透露具體細節。

　　因“酒”獲罰共有8人，3人屬于因醉酒駕駛但被免于刑事處罰。另外5人屬于“超標接待喝酒致人死亡”，最著名案例是黑龍江省前副省級干部付曉光。他在2013年7月帶領親屬前往鏡泊湖風景區旅游，在接受公款宴請時致陪酒人死亡。付曉光不但被留黨察看還被行政撤職，還由副省級降為正局級。

　　除了上述104個案例中總結的原因，行政撤職處分還被廣泛運用于重大安全事件中的官員問責。南方周末記者通過梳理2008年至今重大熱點事件，發現在甕安事件、華南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縣“9·8”潰壩事故、“4.28”膠濟鐵路相撞事故、上海靜安大火、溫州動車追尾等事件中，均有官員受到行政撤職處分。

　　撤職之后的仕途

　　在上述104個被撤職案例中，張田欣、趙智勇和蒙志鵬遭遇的“斷崖式降級”，屬于有別于以往、非常罕見的處分特例。

　　“對于被開除黨籍、保留公職的干部，行政級別一般都是降兩級，鮮有降兩級以上的。”在陸群看來，中央對三人的處理決定意圖向高級干部發出警告，“過去被認為是‘護身符’的高干身份已經不再管用，無論官位多高，功勞多大，一旦因違紀受到查處，即便沒有到達違法程度，依舊無法避免政治上歸零、經濟上得不償失的結局。”

　　此次三人的處分通告中，明確說明被降至科員或副處級非領導職務。國家行政學院楊偉東教授覺得這是行政撤職處分所本身隱含的負面后果，“之前并不明確待遇降格情況，現在則把待遇降低明晰化，客觀上加大了處分所隱含的負面影響力。”

　　雖然“負面影響力”巨大，但是，當官員遭到“撤職”處分后，其往后的仕途路徑并不一樣。一些官員會在沉寂一段時間后默默復出。比如2011年6月，因上海“11·15”特別重大火災事故責任，原上海市靜安區區委副書記、區長張仁良遭到撤職和撤銷黨內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