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學校長只應該關心高等教育和自己學校的管理嗎？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是下面的另一個問題：假如我們沒有提供給所有國民，包括邊遠和貧困鄉村的每一個兒童少年，標準一致的優良小學和中學教育，我們能夠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嗎？

蔡元培先生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除了關心社會重大事務和致力于本校工作之外，對中小學教育和貧民教育也有留意，發表過很多真知灼見。他還提倡過法國的“大學區”制度，認為大學校長應該負責所在地區小學和中學管理。當然，他的一些言論也折射出那個時代賦予他本人以及教育體制的局限性。早在1912年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蔡元培就談及究竟應該如何來管理和支持各級學校的問題。他提到，人們認為高等教育理應由中央政府撥款和管轄，而中學和小學則由地方政府以地方稅來支持。

這個思路的梗概其實一直延續至今，即我國的基礎教育并非由中央政府全權來統一建設和維護。自20世紀初以來，在中小學的興辦上，我們并沒有像一些發達國家那樣建立中央政府直接資助和管理的國民教育體系，以完全統一的標準在國民中進行道德訓導和知識傳播，尤其是教師的質量和薪酬至今也沒有達到整齊劃一的全國標準，落后貧困地區的學校至今與沿海和中心地區的學校還有著很大差距。這種狀況應該是晚清民初以來我們設計和實施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大失誤，不僅引發社會不公，也極大地妨礙了廣大農村和邊疆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因為未曾落入這一頂層設計的陷阱，其他后起的發達國家，如日本、俄羅斯和韓國，在教育和社會發展上有比我們更為均衡健康的方面。譬如在有的國家，甚至連小學生不同年級課桌椅的尺寸和顏色都有全國統一標準。

“國民教育”這個概念與啟蒙運動的有關，但是確切的計劃是法國大革命中提出的，此后又得到逐步完善。在基礎教育層面上，國民教育意味著免費、等、標準統一、通常是中央集權管理的教育體制。在一定程度上為了抗衡教會學校的影響，法國中央政府對基礎教育的直接資助和管理日益加強，到19世紀后半期已然成為民族國家認同和一定程度階級融合的成功途徑，使得該國社會的等和流動性大大優越于英國。60年代貧寒出身的教育部長維克托·迪呂伊在推廣免費公立教育方面有杰出的貢獻。他大力提倡女童入學，建立對大眾開放的學校圖書館和成人夜校，并推動立法來直接資助邊遠村落的學校。

到了20世紀后半期的法國，以1968年的統計為例，中央政府負擔的教育費用是總費用的90%左右。在地方政府投入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