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少數案件會被告知政府有招呼”

　　毋庸諱言，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劍指的是“司法地方化”頑疾。

　　張琳是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檢察院的一名檢察官。在她從業不久的經歷中，就遇到過一些重大案件成為“黨委協調案件”的。

　　她還告訴記者，檢察院有一些自偵案件，需要地方黨委書記的同意方能查辦。她期待，人財物由省統一管理后，檢察權能夠更有效地行使。

　　海南一基層法院法官李夢然亦告訴記者，“有少數案件會被告知政府有招呼”。

　　蔣申林則透露，在他辦案過程中，“正常的一般辦案都不會被干涉，但涉及一些重大項目時，會感受到來自地方的影響”。

　　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跨行政區劃案件和行政訴訟案件“立案難”、“勝訴難”和“執行難”現象，幾乎成為全國通病。

　　由于現階段，我國司法人員和地方法院、檢察院的經費，主要按行政區域實行分級管理、分級負擔的體制——即由同級地方財政統籌撥款——這使得司法機關很容易受制于地方行政部門，助長了審判和執行中的地方保護主義，影響司法公正，乃至滋生各種司法腐敗。

　　陳嵐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湖北作為本輪司改的6大試點省市之一，已經成立司法改革領導小組，邀請了許多專家擔任小組成員。“目前已經開會討論了好幾次，討論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如何‘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但尚無具體方案”。

以跨行政區域法院抵御“地方化”侵蝕

　　陳嵐透露，討論亦涉及設立跨行政區域法院問題，這也被視為司法去地方化的一劑良方。

　　成立于1999年的湖北漢江中級人民法院，就是這樣一種嘗試。它直接隸屬于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轄區范圍為天門、潛江、仙桃三個省直管縣級市。

　　此外，海南省也有類似設置。海南在行政上一直實施省直管縣。全省只有五家中級人民法院，除三亞、海口、三沙三市對應設有中級人民法院外，海南省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海南省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并無對應的地級市，下轄其余海南各縣和縣級市的基層法院。

　　由于跨行政區劃的司法機關，人財物上不受制于地方，省以下地方行政部門也難以直接對其施加影響。

　　但記者采訪發現，對于“去地方化”，亦有司法界人士提出自己的擔憂。如山東聊城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副院長趙耀彤曾撰文稱，來自地方的“政治干預”有可能被夸大。

　　他認為，法院尤其在面對拆遷、環保等棘手案件時，反而歡迎政府的政治支持，從而強化審判執行的力度。他擔心實現省級統管后，地方法院系統的權威會被弱化，強制執行可能因此遭遇更多障礙。

　　陳嵐對此則持樂觀態度。據他觀察，漢江中院的運行情況良好，并無明顯的“判決執行不暢”問題。“地方領導干部的法治觀念也在不斷提升，地方政府不執行法院判決的情況，不會成為主流”。

　　此外，省以下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是否會“無限擴大”省級法院的權力，進而加劇法院系統內部的行政化傾向?也是一些學者所擔憂的。

　　在現階段，我國上下級人民法院之間，僅為業務指導關系。但在司法實踐中，已不乏下級法院就“敏感、重大案件”請示上級法院，由上級法院作出指示后，再行判決的現象。陳嵐認為，這已“嚴重破壞了我國的審級制度，使兩審終審制流于形式”。

　　那么，如果省級人民法院掌握了財政權、人事權、榮譽分配權等多種權力，是否會使下級法院成為它的一個業務庭?

　　曾有最高法院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并非法院內部的“垂直管理”。陳嵐則認為，司法機關內部的“去行政化”，需要與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等司法責任制改革，相互協調推進。

　　據中央司改辦相關負責人介紹，省級統管是對司法管理體制的一項重大改革，情況復雜，需要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進行試點，積累經驗后再逐步推開。